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企业业务连续性计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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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 3 期(总第 231 期)Contemporary Economy of JapanNO． 3． 2020(Vol． 231)公共危机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企业业务连续性计划研究崔 健(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企业的业绩、生产、经营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业务连续性计划(BCP)是日本企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主要对策之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日本企业在假定具体风险前提下制定的 BCP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以这次疫情为契机，日本企业会从站在企业社会责任(CSR)角度、强调统治力和建立国际协调机制等方面加大制定 BCP 的力度和充实 BCP 的内容。【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日本;业务连续性计划(BCP);远程办公;企业社会责任(CSR)【中图分类号】F133． 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123 /j． cnki． issn． 1000 － 355x． 2020． 03． 001【文章编号】1000 － 355X(2020)03 － 0001 － 13【收稿日期】2020 － 03 － 2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日韩国家关系新变化与区域合作战略”(16JJDGJW006)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稳定增长与转换结构研究”(2016ZDPY14)【作者简介】崔 健，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 年 1 月在日本出现以来，在 2 月迅速发展，2 月 25 日日本政府出台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针以后，疫情逐渐得到了控制。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全国上下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有着较为完善的应对体系和很强的意识。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呈现出的突发性、迅速性、新特性、广泛性，致使其现实和潜在的影响都是“空前”的。日本企业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其在假定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时制定的业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Plan，BCP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面对新的疫情、新的挑战，BCP 也体现出了一定的问题和尚需完善之处。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企业的影响受世界经济减速等影响，从 2018 年秋季开始日本已经发生了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景气状况恶化，2019 年 10 月多数经济指标急速下降，景气回落到安倍经济学开始时的 7 年前(即 2013 年年初)的水平。2020 年 3 月 9 日内阁府公布的统计速报显示，2019 年第 4 季度实际 GDP 环比降幅调整为 1． 8% ，按年率计算降幅为 7． 1%［1］ 。在原本经济景气就面临一些问题的情况下，进入· 1 ·

　2020 年又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无疑使景气状况回落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像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时的电力供给制约，但从防止感染的角度出发，实施了错峰上下班和远程办公、各种学校停课、体育文化及各种集会中止等措施，从而导致对供给链、生产活动、消费以及人员的移动等巨大制约，并很快就体现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上。根据大和总研的测算结果，如果新冠肺炎疫情长期化，日本将会遭受 31． 1 万亿日元的损失，占实际 GDP 的 5% ;即使疫情在短期内结束，也会使实际 GDP 减少 13． 2 万亿日元 ［2］ 。在这样背景下，日本企业也必然会受到疫情强烈冲击。(一)对日本企业业绩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随着疫情的逐渐扩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化。大阪商工会议所 2020 年 2 月 18 日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造成影响的紧急调查结果显示，把认为“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18． 0% )与“现在虽然没有出现负面影响，但今后有出现的可能”(47． 6% )的企业合在一起，可以看到有 65． 6% 的企业认为已经产生或今后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个比例比 2 月 10 日公布的中间统计(59． 5% )上升了 6． 1 个百分点。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扩大，1—3 月销售额与计划相比，认为“在现时点还不明确”的企业占 49． 9% ，回答“销售额减少”的企业有 23． 2% ，比中间统计(19． 7% )提高了 3． 5 个百分点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对日本企业的影响呈现出逐渐深化的趋势。东京商工调查(Tokyo Shoko Research)3 月 9 日发表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内企业有 94． 8% 回答“有影响”，与上次调查仅仅过了 2 周(2 月 20 日)就上升了 28． 4 个百分点，这表明无论规模、地域、行业，日本企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另外，有 67． 2% 的企业回答 2 月的销售额同比有所减少，销售额减少 20% 的中小企业比例为 19． 7% ，大企业为 13． 4%［4］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首先受到严重冲击的是中小企业。根据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商工会议所 2020 年 3 月 21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92． 1% 的日本中小企业已经在经营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冲击。回答“正在产生影响”的比例从 2 月份的 11． 3% 增加到 44． 4% ，而另一方面，“担心如果疫情长期化会产生影响”的比例从 52． 4% (2 月份)减少到 44． 4% ，这说明疫情对中小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正在显性化 ［5］ 。不仅中小企业，资金、技术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3月 9 日东京商工调查根据截至 6 日公开信息的 436 家上市企业的数据，再加上该研究机构自己调查的 25 家上市企业，分析了总计 461 家上市企业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情况。在公开信息的436 家上市企业中，通过决算信息和预期业绩的修正等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有 290 家，其中，有 87 家(占比 30% )在对销售额和利润减少等业绩的负面因素、修正预期业绩的因素上提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除此以外，还有 203 家上市公司(占比 70% )提到“担心影响”或“因为难以确定影响而没有将之加入到业绩预想当中”［6］ 。(二)对日本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1． 促进了远程办公的利用日本政府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发布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基本方针中，号召企业错峰上下班和远程办公。随后，错峰上下班和远程办公就慢慢在企业间展开。其实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企业的远程办公并不发达。在日本国内远程办公的引入比率(2018 年)为 19． 1% ，与美国约 90% 的引入比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7］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不太适应远程办公，多数日本企业还没有制定能够实施远程办公的制度。一直以· 2 ·2020 年第 3 期

　来，集团主义、默契等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点并深深植根于企业文化之中。而强调集团意识、形成不成文的默契都需要以人员相对集中、面对面交往为前提，这些在远程办公中很难实现。二是日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有效利用 IT 上较为迟缓。中小企业使用着 IT 的不足 60% ，但其中2 /3 只是面向给付、经理业务等内部管理业务而引入的。为了远程办公而在必要的采购、销售、订货和发货管理等环节中有效利用 IT 的中小企业只占到有效利用 IT 的中小企业的 1 /3 ［8］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为推进日本企业加快引入远程办公的契机。实际上，引入远程办公不仅是作为这次疫情的应对措施，而且也是为了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保持业务的连续性。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企业引入远程办公的动机除了“提高生产率”以外，回答“非常时期(地震和新型流感)确保业务连续性”的约占 15% 。受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影响，很多日本企业陆续实施远程办公。据日本共同通信社 2020 年 3月 23 日报道，根据 Persol 综合研究所的调查结果，作为防止新冠肺炎传染对策的一环，日本的正式员工有 13． 2% 在实施着“居家办公”，其中有 47． 8% 是“在现在的企业中第一次实施”，可见以疫情为契机，有更多的日本企业在引入远程办公。另一方面，还有 86． 8% 的正式员工没有实施远程办公，其中有 33． 7% 回答“无法远程办公”，主要理由是“企业内部制度不完备”，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企业方面对远程办公的应对较为迟缓 ［9］ 。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将会增加公共交通利用者。例如，东京 Metro、都营地铁现在平均每天的乘客约为 850 万人，而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每日到比赛会场的人数最大规模会达到 92 万人，乘客数量会比平时增长 10% 以上。由此，为了避免交通混乱，政府呼吁远程办公。新冠肺炎疫情的扩大和虽延期但仍会召开的东京奥运会相叠加，一定会加大日本企业引入远程办公的步伐，并作为制度固定下来。2． 远程办公产生的影响远程办公改变了劳动方式，必然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一方面，远程办公的扩大会产生对公共交通的利用减少并在经济需求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为残疾人、老年人、哺乳期妇女等所谓“通勤弱者”打开了新的就业之路，扩大了劳动供给，在经济供给面上产生出正面效果。同时，远程办公也会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把耗费在通勤上的时间加入到劳动当中，就可能产生出增加每个人的劳动供给(总劳动时间)的正面效果。但是，这种正面效果并不十分明确，因为也存在由于居家办公而疏于管理自己的时间而造成劳动时间变长和劳动效率降低的情况。远程办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会因业务类型而有很大差别，不能期望对所有企业一律要求在相同进度上扩大远程办公。一般来说，与单纯的劳动作业相比，在创造性劳动上远程办公的正面效果会更明显。这样，在选择远程办公上要“扬长避短”，要在更多引出正面效果的形式上促进每个企业独自地采取措施。根据 2018 年国土交通省发表的《2017 年度远程办公人口动态调查》，从行业类别来看，更能体现创造性劳动的信息通信业引入远程办公的比例居首，达到 33． 8% ，而医疗和福利、住宿和餐饮业引入的比例较低，分别为 8． 4% 和 7． 2%［10］ 。富于创造性的行业引入远程办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远程办公对人事管理与评价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客观、公正地对通过远程办公而居家工作者进行人事管理与评价，就必须要使业务范围、责任等更加明确。其次，创造性劳动往往是由少数精锐的员工承担的，远程办公或传染病感染可能会导致精锐员工的失控或减员。因为这些员工个人的专业性较高，缺谁都会对企业业务产生很大影响。· 3 ·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企业业务连续性计划研究

　二、日本企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风险时的 BCP日本的企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风险的举措，大体由“防灾”计划(即尽量减少由地震等灾害造成的损失的计划安排)和“业务连续性”活动(即在灾害发生后继续维持企业活动或者尽早恢复被中断的企业活动)两种方式来实现。业务连续性活动包括 BCP 和业务连续性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11］ 。BCP 是指企业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在使事业、资产等受到最小限度损失的同时，能够使核心业务保持连续性或尽早恢复，规定在平常时期应该进行的活动和在紧急时期实现业务连续性的方法、手段等计划;而 BCM 是指从 BCP 的制定到实施和修改的整个管理体系。(一)日本企业 BCP 的发展与现状尽管日本 BCP 的概念出现相对较晚，但 BCP 的做法在 1995 年阪神大地震中就出现了。在2001 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BCP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中受到了重视，日本对 BCP 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企业要面对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如果对风险的应对有所懈怠，就可能会招致业务停止，不仅会造成利益损失，而且可能会失去交易伙伴和顾客从而危及企业自身的存续。近些年，在日本以大企业为中心制定 BCP 的步伐在加快。日本内阁府从 2008 年开始每隔 2年对企业的 BCP 状况进行一次调查，到现在为止进行了 6 次。根据调查的结果，在对 2007 年度、2009 年度、2011 年度、2013 年度、2015 年度、2017 年度“BCP 实态调查”中，已经制定 BCP 的企业比例持续提高。具体来看，制定 BCP 的大企业各年度比例分别为 19% 、28% 、46% 、54% 、60% 、64% ，制定 BCP 的中坚企业 ① 各年度比例分别为 12% 、13% 、21% 、25% 、30% 、32% 。另外，把“已经制定”与“正在制定中”的数值加在一起来看，大企业各年度占比分别为 35% 、58% 、72% 、73% 、75% 、81% ，中坚企业各年度占比分别为 16% 、27% 、36% 、37% 、42% 、46%［12］ 。尽管 BCP 在日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质”和“量”两方面看，日本的 BCP 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首先，从“质”来看，日本企业已经制定 BCP 的水平相对较低。关于 BCP 制定的内容及实施状况的水平，(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在调查中设置了 19 个项目，根据这些项目被实施了多少来打分(满分 19 分)。这 19 个项目以内阁官房“国土强韧化推进办公室”实施的“弹性恢复力认证”的认证项目为基础，原则上是 BCP 必须实施的项目。在已经制定 BCP 的企业中，19 个项目被实施的平均水平只有 6． 85 分(不到 40% )。可以看出，尽管已经制定了 BCP 但没有完全实施重要项目的状况，从实效性的角度看，存在很大的问题 ［13］ 。其次，从“量”来看，由于业务停止会给国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如电力、自来水公司等)在制定 BCP 上起步早、完成得也较好，但是不涉及国计民生行业的企业、中小企业在制定 BCP 上的状况则不容乐观。为了推进中小企业制定 BCP，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方针、指南。例如，经济产业省的《BCP 制定指南》、内阁府的《BCP 指南》、· 4 ·2020 年第 3 期① 该调查对企业的划分与传统的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划分存在差别。中坚企业大体来说是处于大企业与小企业中间状态的企业。具体来看，指资本金在 1 亿日元以上 10 亿日元以下且常用雇用者 101 人以上的批发业企业;资本金在 5 000 万日元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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